那年夏季，我的前半生，就这样在一碗清水中改变了轨迹。
八五年的盛夏，天空像蓝色的瓷盆被烈日烤得发烫。我骑着那辆黑色二八自行车，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送着厂里的零件，汗水顺着脸颊淌进灰蓝色的工装衣领。
七月的风裹挟着麦秸和晒谷场的气息，吹得人愈发口干舌燥。肩上的挎包沉甸甸的，装满了厂里要送往公社农机站的轴承配件。
＂咕噜咕噜＂，我摇了摇绿色军用水壶，早已空空如也。望着前方那排青砖瓦房，烈日下的村庄显得格外安静，只有几只老母鸡懒洋洋地卧在槐树底下乘凉。
村中的老槐树下拴着几头牛，它们甩着尾巴驱赶着嗡嗡作响的苍蝇。我鼓起勇气，选了一家院门半掩的，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。
＂同志，能讨碗水喝吗？＂我摘下草帽，声音里带着干涸的沙哑。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，已经把背心湿透了。
院子里晾着几件刚洗过的衣服，风吹过，带来一阵肥皂粉的清香。一个身影从屋里走出来，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，穿着简单的蓝格子衫，头发扎成一个朴素的马尾，皮肤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红。
＂热坏了吧，快喝吧。＂她从屋里端出一个带青花的搪瓷缸，清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，声音清亮，像山涧的泉水。
我双手接过，一饮而尽。这一口水，不知怎的，甘甜得有些不同寻常。喝完，我这才注意到院子角落那台半旧的红灯牌收音机正滋滋作响。
＂您的收音机怎么了？＂我随口问道，把空缸递还给她。
＂昨天雷雨，进水了吧，现在只剩杂音。＂她蹲在地上，有些无奈地拍了拍收音机，＂修理要拿到县城去，这两天忙着收麦子，抽不开身。＂
＂我在无线电厂修配，也许能帮上忙。＂不等她答复，我已经蹲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小螺丝刀和钳子。
＂那太麻烦你了，你忙你的吧。＂她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眼里闪着期待的光。
＂不麻烦，举手之劳。＂我笑着摇摇头，＂我叫赵明德，县里无线电厂的。＂
＂我叫李巧云。＂她笑着点点头，转身进屋，又端出一把蒲扇，＂你先扇扇风，这天热得很。＂
我打开收音机的后盖，里面有些受潮，但问题不大。＂是电容器受潮了，连接处也有点松动。＂我专注地摆弄着里面的零件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，偶尔帮我递递工具。
＂你是本地人吗？＂我一边修着，一边问。
＂不是，我是从北京回来的知青，在县供销社工作。＂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自豪，又有一丝说不出的落寞。
＂北京？那可是大地方啊！＂我不由得抬头看她，＂怎么会回到我们这小地方？＂
＂政策嘛，返城。不过分到这县里已经很好了，有些同学分到更远的乡镇。＂她轻声说，＂这收音机就是当年我在北京时父母寄来的，陪了我好几年了。＂
我点点头，更加认真地修起来。约莫半小时后，收音机终于发出了清晰的声音，《东方红》的旋律从收音机里流淌出来，伴着播音员铿锵有力的播报。
她眼睛亮得像星星，激动地拍了拍手：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赵师傅＂
＂别叫师傅，叫我明德就行，我才二十三，比你大不了几岁。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擦了擦额头的汗。
＂那明德同志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拿点解暑的。＂她转身进了屋，不一会儿端出一碗绿豆汤，上面还飘着几片薄荷叶，＂刚做的，你尝尝。＂
绿豆汤是凉的，带着薄荷的清香，一下子驱散了夏日的炎热。我坐在院子的小板凳上，看着她收拾晾晒的衣物，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《新闻联播》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安宁。
从那天起，我成了村里人口中的＂讨水小伙＂。每次送货路过，我都会借口口渴，去她家讨碗水喝。厂里师傅王大爷打趣我：＂小赵啊，天天往那村子跑，是不是有啥好事啊？＂我只是笑笑，没有多说。
李巧云的院子成了我每次送货的必经之地。有时帮她修理院子里松动的小板凳，有时给她讲厂里的新鲜事，有时就是静静地听她讲北京的故事。她说起北京的天安门、故宫，眼里闪着光，仿佛那里有她割舍不下的记忆。
八月的一个傍晚，我照例去她家＂讨水＂。她正在院子里择菜，看见我来了，笑着点点头：＂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？＂
＂厂里加班，有批订单急着出。＂我擦了擦汗，接过她递来的水。院子里的蚊香袅袅升起一缕青烟，驱赶着夏夜的蚊虫。
＂你吃了吗？没吃的话，一起吃点吧，我煮了冬瓜汤。＂她邀请道。
那是我第一次在她家吃饭。简单的冬瓜汤，几筷子咸菜，一碟自家腌的酱萝卜，却比厂里食堂的红烧肉还香。
吃完饭，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。收音机里播放着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蝉鸣伴着我们的交谈，夏夜的风带着稻田的清香。她给我讲起了她的故事。
＂其实我前不久刚和一个对象退了婚。＂她突然说道，声音轻得几乎被蝉鸣盖过。
我愣了一下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＂是北京的，我爹妈给介绍的，机关干部的儿子。＂她苦笑了一下，＂见了两次面，他嫌我是知青，说我＇沾了农村的土气＇，不够＇摩登＇。＂
我握紧了拳头，为她感到委屈。在我眼里，她身上那股坚韧和质朴，比城里那些浮华气十足的姑娘美得多。
＂村里人都说我眼光高，放着城里的干部不要，非得回到这穷乡僻壤。＂她叹了口气，＂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，到更远的地方去。＂
＂你不必在意他们的闲话，＂我认真地说，＂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走自己想走的路。＂
她看着我，久久地凝视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。那个夜晚，月光如水，蛙声阵阵，我们聊到很晚，直到她的煤油灯快要燃尽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每次去县城送货，我都会给她带点小东西——一包城里的饼干，一本新到书店的《青年文摘》，或者供销社新进的桃花香皂。她总是笑着收下，有时也会回赠我自己腌的咸菜或是缝补好的手帕。
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。有人说我是＂傻小子，看上了城里回来的姑娘＂，有人说她＂不知好歹，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＂。但这些闲言碎语，都没能阻挡我们日渐亲近的心。
八月末的一天，我骑车去她家，却见院子里一片忙碌。几个同事模样的人正帮她收拾东西，院子里堆着几个纸箱。
＂巧云，你这是＂我站在院子里，心里突然一沉。
她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拉着我走到院子一角：＂明德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知青点的负责人来信了，说是原单位要我回城里。＂
我像被人在胸口闷了一拳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知道，像她这样的知青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城。可如今这一天真的到来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＂什么时候走？＂我低声问。
＂后天一早。＂她抿了抿嘴，低头整理着衣角。
那两天，我请了假，帮她收拾东西，送她去县城办手续。临走那天，院子里挤满了来送她的同事和邻居。她穿着淡绿色的确良衬衫，提着一个帆布包和一个藤编的箱子，站在院子中央向大家道别。
轮到我送她时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布娃娃，那是她在北京时自己缝的。娃娃穿着红色的小褂子，笑容憨厚，像极了过年时村里的福娃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她拿出剪刀，将布娃娃剪成了两半，一半递给了我。
＂另一半我带着，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它缝合完整，什么时候就＂她没说完，眼里却满是希望。
我紧握着那半个布娃娃，心中涌动着千言万语，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巧云离开后，村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色彩。每天下班后，我都会在她家门前的小路上走一走，看着那扇紧闭的院门，想象她在城里的生活。夜深人静时，我会掏出那半个布娃娃，对着它说说话，仿佛这样就能和远方的她对话。
厂里的同事都说我魂不守舍。师傅王大爷拍着我的肩膀说：＂小赵啊，城里姑娘和咱们不是一路人，别耽误自己的青春了。＂我只是笑笑，没有反驳。
一个月后，一封信寄来了，信封上是她工整的字迹。我迫不及待地拆开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她说她已被调到城里一家纺织厂，但厂里要精简人员，作为新调来的，可能很快就要下岗。信中还提到，她听说广东深圳那边正在发展，需要很多工人，她准备南下碰碰运气。
＂深圳？那么远＂我喃喃自语，心里一阵发慌。信中没有提到我们的约定，也没有提到那半个布娃娃，只是在末尾留了一句：＂若有缘，再见＂。
我辗转反侧了一整晚，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了厂长，请了三天假。厂长皱着眉头：＂小赵啊，这个月你已经请过假了，再请就影响工作了。＂
＂厂长，就这一次，真的有急事。＂我几乎是恳求着。
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厂长终于松了口：＂去吧，三天，多一天扣工资！＂
我骑上自行车，带着那半个布娃娃和所有的积蓄，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县城。客运站人头攒动，我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在一个角落找到了正准备登上南下长途汽车的巧云。
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风衣，头发剪短了，看起来像是要去远方的旅人。看到我时，她愣住了，眼中闪过惊讶，然后是欣喜：＂明德，你怎么来了？＂
＂不能让娃娃分开太久。＂我掏出那半个布娃娃，在喧嚣的站台上，我们相对无言。周围的人来来往往，广播里播报着发车信息，但在那一刻，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＂我听说广东那边条件很苦，你一个姑娘家＂我欲言又止。
＂比起在北京当知青，什么苦我没吃过？＂她笑了笑，眼中流露出坚定，＂再说，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？＇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＇，我得抓紧机会。＂
＂那你还回来吗？＂我终于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。
她看着我，眼中有复杂的情感闪过：＂等我回来。＂她最终说道，眼眶微红。
＂一年，两年，我都等。＂我的声音在喧嚷中显得格外坚定。
客车的喇叭响了，催促着乘客上车。她匆忙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：＂这是我在广东的地址和单位，有信寄这里。＂
我接过本子，紧紧握住，像握住了一份承诺。目送着客车缓缓驶出站台，带着她驶向南方，驶向那个充满未知的城市。
回到村里，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封从广东寄来的信。她在信中描述着南方的景象——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街上的人们衣着光鲜，说着听不懂的白话。她在一家港资玩具厂做流水线工人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，但工资是县里的好几倍。
我也会回信，讲述厂里的变化，村子的新鲜事，还有我对她的思念。每次写信，我都会将那半个布娃娃放在桌上，仿佛它能将我的思念传递到千里之外。
大半年后，一笔汇款寄来，整整两千元，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。附信说让我开个小商店，做点小本生意：＂明德，听说县里开始搞活经济了，做点小生意比在厂里拿死工资强，你手巧，又懂修理，开个五金店准能行。＂
我拿着信和汇款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，在南方能挣这些钱，她一定吃了不少苦。我动了心思，开始考虑辞去厂里的工作。
＂你傻啊？＂师傅王大爷听说后，急得直拍大腿，＂放着国营厂的铁饭碗不要，去做什么个体户？那有多不稳当！＂
村里人也议论纷纷：＂那小子真是被那知青姑娘迷住了，连工作都不要了。＂
但我下定了决心。辞了厂里的工作，在村口租了间小屋，开了家五金杂货店。开业那天，我特意将那半个布娃娃放在了柜台上，像是一个吉祥物，也像是一个念想。
店里除了卖些日常用品和小五金，我还提供修理服务——修收音机、电风扇、自行车，样样都行。渐渐地，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不仅本村的人来，连周边村子的人也慕名而来。
＂小赵啊，你这手艺比县里的师傅还好！＂村里老李头乐呵呵地说，他的老式上海牌自行车被我修得像新的一样。
一年过去，两年过去。我的小店从一间扩展到两间，又添置了一些新工具和设备。我开始代销一些城里的新奇物件——收录机、电子表、计算器，还有刚刚流行起来的录像带。
每次进货回来，我都会给巧云写信，告诉她店里的进展。她的回信则越来越少，有时一两个月才来一封，内容也简短了许多。我知道，她在南方的工作一定很忙，但心中难免生出一丝不安。
第三年的春天，我收到了她的最后一封信。信中只有短短几句话：＂明德，我要回来了。不是回县城，是回咱们村。这几年的奔波让我明白，有些东西，比金钱和城市更重要。四月初到，请在车站等我。＂
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县城客运站。我早早地来到站台，手里攥着那半个布娃娃。十点的客车准时到站，我紧张地盯着每一个下车的乘客。
最后一个下车的，是她。她比三年前瘦了些，黑了些，也成熟了许多。她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白衬衫，背着一个尼龙包，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。我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就像认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。
＂讨杯水喝？＂她笑着向我走来，眼角已有了细纹。
我二话不说，转身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保温杯，倒出一杯水，双手递给她。她接过杯子，像当年我第一次去她家门口讨水时那样，轻轻地抿了一口。
＂欢迎回家。＂我说。
她从包里掏出了另半个布娃娃，和我手中的那半个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稍微褪了些，边缘也有些磨损。
＂我每天都带着它，就像带着一个承诺。＂她说。
那个下午，我们坐在我店里的小板凳上，小心翼翼地将两半布娃娃缝合。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中，我们谁都没说话，但心却比任何时候都靠得近。窗外，阳光明媚，村子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＂我以为你不会等。＂缝好最后一针，她轻声说，＂南方那么多机会，那么多新鲜事物，我怕你觉得我是井底之蛙。＂
＂一碗水的缘分，值得等一辈子。＂我看着完整的布娃娃，又看看她，＂你南下的这些年，我每天都会对着这半个娃娃说话，好像它能把我的话传到你那里去。＂
她笑了，眼角泛起细细的纹路：＂我也是。在流水线上最累的时候，我就摸摸口袋里的娃娃，想着你在这里等我。＂
后来她告诉我，在南方的日子并不像信中描述的那么顺利。工厂的活很苦，有时一天要站十二小时，手指被机器磨得起泡，晚上睡觉都疼。厂里的姑娘们都盼着能嫁给香港来的老板或是师傅，但她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。
＂因为有人在家乡等我。＂她靠在我肩上，轻声说。
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在村委会的大院里办的。村里人都来了，连当年笑话我傻的王大爷也笑眯眯地送了一对铜烛台。巧云穿着一件淡红色的旗袍，是她在南方时特意买的。我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是镇上最好的裁缝赶制的。
婚礼上，我们将那个缝合好的布娃娃放在了喜桌上，见证我们的结合。村长开玩笑说：＂这娃娃怕是比证书还管用，一人一半，这缘分可真是天注定啊！＂
八十年代末，我和巧云的小店已经扩展成了一家小超市，又添了一间五金修理部。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偶尔夜深人静时，我们会拿出那个布娃娃，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想起那碗改变命运的清水。
如今，当我看到年轻人匆匆忙忙地追逐着金钱和名利，我总会想起那段岁月。一碗水，一段情，一个承诺，就这样支撑着我们走过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。
窗外，八月的阳光依旧炙热，蝉鸣依旧聒噪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唯有那一碗水的温度，和那个缝合的布娃娃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闪烁着永恒的光芒。
讨一碗水，得一世情缘。这大概就是老一辈常说的＂姻缘天注定＂吧。而我，何其有幸，能在茫茫人海中，遇见了我的那碗水，我的那半个娃娃，和我一生的挚爱。
